那年秋末，我们连在清江边修渡槽。
渡槽这东西，现在年轻人怕是没见过。就是把水从山这头送到山那头，像条大石头做的河，架在半空中。我们修的那段有三百多米长，十二个墩子，最高的墩子十四米。我从春天进场，到这时候已经干了小半年。
每天天不亮就吹哨起床，从工棚走到工地要四十分钟。路是土路，两边是苞谷地，收过以后只剩茬子。霜降过了，早上走在路上脚趾头发僵，解放鞋底子薄，石子硌得脚板生疼。到工地的时候天刚亮透，能看清对面山上的松树。
我带的小组负责三号墩的混凝土浇筑。三号墩在河道拐弯的地方，下面是老河床，卵石层很厚。之前挖基础的时候挖到三米多深就见水，后来用了两台抽水机日夜不停地抽，才把基坑清出来。
那天是十月十七号，我记得清楚，因为头天晚上指导员开会说，再浇一个月就能收工，大伙儿加把劲，争取元旦前转场。会上还杀了一头猪，算是秋后的犒劳。
一大早到了工地，抽水机还在轰隆响。我让组里几个人先清基坑底的浮土，自己带两个人在上面拌混凝土。水泥是425号的，矿渣硅酸盐，襄樊水泥厂出的。石子是河道里筛的，分三六九等。这活儿我干了小半年，闭着眼都知道一锹水泥配几锹石子。
“老陈，底下出水了没？”我朝基坑里喊。
老陈在底下回：“还在抽，水不大了，就是昨天下的雨渗了点。”
“赶紧清，清完就下料，赶在天黑前把这层浇完。”
基坑里五个人，老陈领头。老陈大名叫陈德厚，四十出头，原来是木匠，家里成分高了点，出来修水利算是改造。这人心细，干活从不毛躁。我们俩搭档了四个月，没红过脸。
清到八点多的时候，抽水机突然不响了。不是坏了，是老陈让人关的。我看见他从基坑里爬上来，满腿是泥，手里提着个东西。
“陈组长，你看看这个。”
他走到我面前，把手里的东西往地上一放。是个罐子。
那罐子不大，两个拳头并拢那么高，肚大口小，全身是泥糊着，看不出原本的颜色。但能看出来不是现在的东西——上面有纹路，像缠在一起的绳子印。
“哪儿挖的？”
“基坑东南角，离抽水坑不到两米，在一米二左右深的土层里。”老陈报得精确，这是他的习惯。
我们围了几个人过来看。小孙最年轻，才十八，蹲下来就要用手扒泥。
“别动。”我把他的手挡开。
不是我觉得这罐子多金贵，是我在那时候就意识到一个事儿——工地上挖出东西，不能乱来。前年隔壁公社修水渠，有人挖出一罐铜钱，私下分了，后来被查出来，领头那个判了三年。
“把指导员喊来。”我对小孙说。
小孙跑着去了。我蹲下来细看罐子。泥壳底下隐约有青绿色，像是铜的。罐子口封着，用什么东西塞住的，泥糊得太厚看不清。我用手掂了掂，有点沉，但不是实心的沉，像是里面有东西晃荡。
老陈站我旁边，点了根烟。他平时很少当着人抽烟，那天点了就没灭。“陈组长，你说这玩意儿是什么年代的？”他问我。
我说不上来。我一个修水利的，种过地，当过兵，哪懂这些。
“我当木匠的时候，”老陈吸了口烟，“给县文化馆打过家具。他们有个屋子，玻璃柜子里摆的就是这种罐子，说是汉墓里出的。”
他这话说得声音不大，围着的几个人也都听见了。空气突然就变了味。
指导员老赵来得很快，裤腿卷着，估计是从对面工地跑过来的。他看了看罐子，脸色不怎么好看。
“都散了吧，该干啥干啥。”他先打发围观的，然后问我，“就挖出来这一个？”
“目前就看到这一个。”老陈接话。
“基坑里还有没有？”
“抽水坑旁边出了这一件，其他地方还没清到底，说不好。”
老赵想了想，对我说：“陈组长，这罐子你先收到工棚去，用布包好，别碰坏了。基坑继续清，清的时候仔细点，要是再有东西，马上停工喊我。”
“那今天还浇不浇混凝土？”
老赵看了我一眼。那时候我才注意到他眼睛里有血丝，昨晚怕是又没睡好。他在原地站了一会儿，脚底下踩着的碎石被碾来碾去。
“浇。进度不能耽误。就一个罐子，又不是金银财宝，先放着，我跟上面汇报了再说。”
老赵走了以后，我让老陈用他干活穿的破褂子把罐子包了，送到工棚去放好。回来以后基坑继续清，到中午的时候又挖出来几块碎陶片，还有两枚铜钱。
铜钱锈得看不清字，我拿在手里看了看，没敢洗，也包起来放到工棚。
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消息已经传开了。有人说挖到宝贝了，有人说罐子里装的是金子，还有人说得更邪乎，说那是个骨灰坛子。工地上吃饭没桌子没椅子，蹲在地上端着碗，说闲话不耽误往嘴里扒饭。
我蹲在伙房后墙根，老陈蹲我对面。他吃饭慢，一口嚼很久。
“陈组长，你觉得那罐子是啥年代的？”他又问我。
“我又不是考古的，哪知道。”
“我看那纹路，像是汉代的。”
“你见过汉代的？”
“见过。”老陈放下碗，把筷子横在碗上，“我以前给文化馆打家具的时候，见过一个差不多的。那次他们从乡下收上来一批东西，有个罐子跟这个很像，上面也有那种绳纹。”
他说得笃定，我不由得多信了几分。但信了又怎样，在这工地上，挖出什么来都得出力干活。渡槽不等人，水泥不等人。
下午继续浇筑。混凝土从拌和站用翻斗车推到基坑边，再用溜槽送下去。五个人在底下振捣，两个人在上面推车，我负责看水灰比。太阳偏西的时候，基坑里的混凝土浇到了设计标高，开始收面。
收面是个细活，得用木抹子一遍一遍地抹，把表面抹平抹光。老陈干这个最在行，他当木匠的时候磨出来的手艺，抹出来的面跟镜子似的。
我蹲在坑边上看他干活，忽然听见他叫我。
“组长，你下来看看。”
我顺着爬梯下去，走到他跟前。他指着刚抹好的混凝土面，我看了看，没看出什么。
“你看这儿。”他用抹子点了点一处地方。
我蹲下来，这才看到混凝土面上有个印子，不是抹子留下的，像是从底下渗上来的什么东西印出来的。那印子弯弯曲曲，有点像花纹。
“底下是不是还有东西？”老陈压低声音说。
我看了看基坑的壁，混凝土已经浇到四十公分厚了，要是底下真埋着东西，这会儿已经被盖在底下。老陈说的“底下”，是指更深的土层。
“浇筑之前你清过底没有？”我问他。
“清过，用铁锹铲了两遍，还用手摸了，没感觉到有硬东西。”
我没再说什么。天色暗下来，基坑里光线不好，那点印子看不太清了。我叫上面的人把灯牵下来，两盏二百瓦的白炽灯泡，照得坑底明晃晃的。
灯光底下，那个印子更清楚了。是个模糊的弧线，像是碗口或者罐口压出来的。但已经浇筑上去的混凝土不可能再挖开，四十公分厚，四米见方的范围，挖开就意味着今天一天白干，水泥也废了。
“明天再说。”我说。
晚上回到工棚，我把罐子从老陈的褂子里取出来，就着煤油灯看。灯芯挑得很高，火苗突突地跳，罐子上的纹路在光影里像是活的。
老陈也过来了，坐在我铺边上。我们工棚是通铺，住了十六个人，这会儿大部分人在外面洗漱。我拿了块湿布，一点一点擦罐子上的泥。擦掉泥的地方露出青铜色，有的地方发绿，有的地方发黑。瓶口封的是木头，已经朽了，软得像豆腐渣，我不敢使劲碰。
“要不别擦了。”老陈说，“擦干净了反倒不好。”
“怎么讲？”
“这东西越旧越值钱，你擦出新茬来，就不值了。”
我停下手，把湿布扔回盆里。“谁说值不值钱的，这东西又不是咱的。”
老陈没接话。他抽出一根烟点上，又递给我一根。我们俩就这么坐着抽烟，看那个罐子摆在煤油灯底下。
过了好一会儿，老陈开口了：“陈组长，我以前听文化馆的人说过，地底下埋的东西，都是国家的。”
“那就对了，交上去就行。”
“怕就怕，”他顿了顿，“有些人不想交。”
我知道他说的是谁。昨天老赵看罐子的那个表情，不像高兴，也不像不高兴，更像是为难。他为难什么，我心里大概有数。
第二天一早，老赵又来了。他让我把罐子拿出来，他拍了几张照片。相机是海鸥牌的，公社宣传委员的，他专门借来的。拍完照，他把罐子用报纸包了，装进一个帆布包里。
“我带上去县里汇报，你们这两天基坑继续浇，挖出来的东西先收好。”
“指导员，”我叫住他，“昨天下层混凝土面上有个印子，像是底下还有东西。”
“什么样的印子？”
“圆弧形的，有巴掌那么大，像是器物压出来的。”
老赵看了看基坑。混凝土已经初凝了，表面发白，昨天那个印子还在，但比昨天更模糊了。“这都浇上去了，还能咋办？”他说。“总不能扒了吧。”
这话说得在理。扒了重来，水泥就白瞎了，一吨水泥一百二十多块钱，四米见方的底板少说用了两吨，加上人工，这个损失谁担得起。
老赵走了以后，我让老陈带人在基坑里继续清剩下的部分。到中午的时候，又挖出来几片陶片，还有一个铁疙瘩，锈得看不出是什么东西。
我把这些东西跟铜钱放在一起，等老赵回来处理。
日子照常过。混凝土照常浇。每天天一亮就上工，天黑才收工。挖出罐子的事渐渐地没人提了，工地上的人更关心的是伙食好不好，什么时候发工资。
我一个月四十二块钱，工地管吃住，月底能剩三十。寄二十回老家，存十块在枕头底下。来修水利之前我在家种地，一家四口人三亩地，一年到头剩不下几个钱。出来修水利虽说辛苦，但好歹是现钱。
老陈一个月三十八块，比我还少四块。他家里五口人，三个孩子都还小。他跟我说过他媳妇身体不好，常年吃药，所以他每个月就留八块钱，其余全寄回去。
“你抽烟的钱够不？”我问他。
“够，买最便宜的就行。”他说。
他抽的是“大公鸡”，八分钱一包。我抽“大前门”，一毛六，有时候买两包分他一包。
过了三天，老赵从县里回来了。他把我跟老陈叫到连部，关上门说话。连部是间土坯房，比工棚强点，有门有窗，墙上糊了报纸。桌子上摆着那个罐子，已经洗干净了，泛着青黑色的光。
“县里文化馆的人看了照片，说这东西可能值点钱。”老赵开门见山。
我没说话。老陈也没说话。
“但是他们不肯定，说要看到实物才能定。我准备明天再跑一趟，把东西送去。”
“那基坑里的东西呢？”我问，“又挖出来几件，都收在工棚里。”
“一并带去。”
老赵又说了几句，大意是让我们嘴巴紧点，别到处说，等县里鉴定完了再说。我们点头答应。出来的时候老陈拉了拉我的袖子，我们走到没人的地方，他小声说：“陈组长，你没觉得指导员有点不对？”
“哪不对？”
“他看那罐子的眼神不对。”
我没接话。老陈又点了根烟，他抽烟的时候眼睛眯着，透过烟雾看远处。远处是工地，抽水机还在轰隆响，工人们喊号子的声音隐隐约约传过来。
“算了，不该管的别管。”我说。
老赵第二次去县里，当天没回来。第二天也没回来。第三天下午，他回来了，脸色比上次还难看。
他把我们叫到连部，关上门。罐子没带回来，桌上空荡荡的。
“县里的人说，这罐子是汉代的，可能跟附近一个古墓葬有关。”他坐在床沿上，两手撑着膝盖，“但是他们说现在没法发掘，让咱们施工的时候注意点，再挖出来就先收着。”
“那罐子呢？”老陈问。
“留在县里了。”
老赵说完这话，沉默了很久。煤油灯的火苗晃了晃，墙上的人影也跟着晃。我注意到老赵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，一下一下的，像是在数数。
“还有件事。”他终于开口了，“县里的人说了，让咱们把那个基坑的浇筑进度放慢一点，最好停一停，等他们来人看看。”
“进度放慢？”我说，“上个月的进度报表已经报了，这个月要是完不成，连里要扣分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老赵站起来走了两步，又坐下，“我知道。”
那天晚上下起了雨。十月的雨不大，但一下起来就没完。工棚的屋顶是油毛毡的，雨打在上面噼噼啪啪响。我躺在铺上睡不着，听着雨声和老陈的呼噜声。
老陈的呼噜很有规律，三声轻的一声重的，像抽水机的声音。我听着这个声音，想着白天老赵说的话。进度放慢不是他一个人的决定，他能说出来，说明上面有人打了招呼。但谁打的招呼，为什么打这个招呼，我想不明白。
雨下了三天。工地停了三天。停一天工，连里就少一天的产值，年底算账不好看。到第四天雨停了，老赵急了，把全连的人拉上去抢工期。
那几天我带着组里的人拼命干。混凝土一车接一车往下倒，振捣棒从早响到晚，震得人胳膊发麻。到第三天晚上收工的时候，三号墩已经浇到了两米高。
那天晚上老陈没回工棚吃饭。我让人给他带了一份，放在铺头上。等到八点多他还没回来，我就到工地去找他。
工地上亮着几盏灯，远远看去像萤火虫。三号墩的基坑已经填了大半，剩下中间一个凹坑还在浇。我打着手电走过去，看见老陈蹲在坑边上，手里拿着根铁棍，在混凝土面上戳。
“你干啥呢？”
他抬起头，手电光照着他的脸，显得很白。“组长，我总觉得底下还有东西。”
“有什么东西也盖住了，扒不开了。”
“不是那个意思。”他站起来，把手里的铁棍递给我，“你戳戳看。”
我把铁棍往混凝土面上戳，戳到一半的时候，碰到个硬东西。不是石头的硬法，是另一种硬，带着点脆响。我又戳了戳，位置大概在基坑东南角，原来挖出罐子的那个方位。
“像是陶的。”我说。
“也可能是铜的。”老陈说。
我们俩蹲在那里，看那个被铁棍戳出来的小坑。混凝土还没完全凝固，表面有一层浮浆，戳开的地方露出底下的骨料，中间嵌着个黑乎乎的东西。
“明天再说。”我说。
“陈组长，要不明早再来，今晚先浇别的？”
我看了看四周。工地上还有人在干活，两盏灯照着基坑，远处有人推车的声音。这个坑要是停下来，明早老赵肯定要问为什么。
“浇吧，就一点东西，盖住就盖住了。”
我说完这话就后悔了。但我没改口。
老陈看了我一眼，什么都没说。他拿起铁锹，开始往坑里铲混凝土。我也拿起一把铁锹，跟他一起铲。我们两个人一锹一锹地把混凝土往那个地方盖，很快就盖住了。那个黑乎乎的东西看不见了，被埋在一百多公斤的水泥和石子底下。
那天夜里我做了个梦，梦见那个罐子长了腿，从县里跑回来，跑回基坑里，在混凝土底下拱来拱去，把刚浇好的混凝土面拱得全是裂纹。我想跑过去看，腿迈不动，像灌了铅似的。
醒过来的时候，老陈已经起了，蹲在门口抽烟。天还没亮，工棚里呼噜声一片。
“几点了？”我问。
“四点半。”
我披上衣服蹲到他旁边，他递给我一根烟。我们俩就这么蹲着抽烟，谁也没说话。远处有狗叫，叫了几声就停了。
“陈组长，”他终于开口了，“你说那罐子里头装的啥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
“我寻思了好几天，觉着里头可能不是金银财宝。”
“那是啥？”
“我说不好。”他弹了弹烟灰，“要是金银财宝，那些人不会埋这么浅。”
这话倒是提醒了我。一米二深的土层，说深不深说浅不浅。要是真埋了什么贵重东西，起码得挖个两三米深。而且就在河道边上，发大水的时候容易被冲出来。
“可能是随葬品。”老陈又说，“人死了埋了，随葬品放在棺材外面，时间长了棺材烂了，随葬品就陷到土里。”
“你咋懂这么多？”
“我以前在文化馆打家具的时候，听那些专家说的。”他把烟头掐灭，站起来，“组长，我跟你说个事。”
“你说。”
“指导员上次去县里，不光是送罐子。我听人说，他还见了个人。”
“谁？”
“县革委会的王副主任。”
我没接话。老陈也不说了。我们回到工棚开始穿衣服，准备出工。外面天刚蒙蒙亮，远处的山还是黑的，只有山顶上有一线光。
那年秋天雨水多，隔三差五就下一场。渡槽的墩子一个一个往上长，到十一月中的时候，最高的三号墩已经浇到了十米。
那天县文化馆来了两个人，一男一女，男的姓周，三十出头，戴眼镜，女的姓李，二十七八，扎两条辫子。他们到工地的时候我正在三号墩脚手架上绑钢筋，老赵在下面陪着说话。
周同志仰头看了看墩子，问老赵：“三号墩基础的位置在哪儿？”
老赵指给他们看：“就在底下，现在已经浇上去了。”
“当时挖基础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？”
“底下的人说有，挖出来一个罐子，还有一些陶片铜钱。”
周同志在笔记本上记了几笔。李同志端着相机拍了几张照片，对着墩子拍，对着基坑位置拍，又对着河道拍。
我在脚手架上继续绑钢筋，但耳朵竖着听他们说话。
“赵指导员，”周同志说，“这个罐子初步鉴定是东汉时期的，从器型和纹饰来看，应该是一件比较完整的青铜器。但是现在光有罐子，没有墓葬信息，很难做进一步判断。”
“所以我想，能不能在墩子旁边开两个探方，看看下面到底有没有墓葬？”
老赵没吭声。我在上面看不见他的表情，但能看见他的手插在裤兜里，肩膀微微往前倾，这是他为难的时候的习惯动作。
“开探方要多长时间？占地多大？”
“不用太大，两个两米乘两米的就行，时间的话，快的话三五天。”
“三五天不行。”老赵说得干脆，“进度耽误不起。你们也看到了，渡槽已经浇到十米了，再过二十天主体就能完工。要是现在停工三五天，后面不好交代。”
周同志推了推眼镜，看了看李同志。李同志没说话，低头在本子上写着什么。
“要不这样，”老赵说，“你们先在工地周边转转，看看有没有什么露头的。要是附近有墓葬，你们自己发掘，不耽误我们施工。至于三号墩底下到底有没有东西，等渡槽修完了再说。”
周同志还想说什么，老赵已经转身走了，说要去连部接个电话。
我低头看底下，老陈也在脚手架上，在离我五六米的地方绑钢筋。他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。
晚上收工以后，文化馆的两个人住在连部旁边的空房子里。我吃完饭过去看了看，他们正围着一盏煤油灯看图纸。见我进来，周同志抬起头。
“你是？”
“陈建国，三号墩的施工组长。”
“哦，陈组长，坐坐坐。”他拉了个凳子给我，“正好想找你了解了解情况。”
我从口袋里掏出几样东西，放在桌上——那两枚铜钱，还有几块陶片。
“这是后来又挖出来的，上次指导员走的时候忘了带，一直收在我这儿。”
周同志拿起铜钱，凑到灯底下看。他看得很仔细，翻来覆去地看，还用指甲轻轻刮了刮上面的锈。
“五铢钱。”他说，“东汉的。”
“能看出来吗？”
“能。西汉的五铢钱字比较瘦，东汉的比较肥。这两个字肥，所以是东汉的。”他又拿起陶片看了看，“这也是汉代的，泥质灰陶，很典型的东汉器物。”
我把铜钱和陶片留给他们，回了工棚。老陈还没睡，靠在铺头上看一张旧报纸。见我进来，他把报纸折起来。
“咋说？”
“汉代的。”
“我就说嘛。”他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根烟点上，“组长，你说县里那人是故意的不是？”
“哪个人？”
“王副主任。”
“不知道。”
“我琢磨着，”他吸了口烟，“指导员见了王副主任回来，就让咱们进度放慢。文化馆的人来了，又说不让停工。这里头有事。”
“你琢磨这些干啥？干好你的活就行。”
“不是我爱琢磨。”老陈把烟掐灭，声音压得很低，“我是在想，那个罐子到底交没交到县文化馆。”
这话像根针，扎了我一下。我想了想，老赵从县里回来，罐子没带回来，说是留在县里了。但文化馆的人来了，罐子的事只字不提，好像跟他们没关系似的。
“你的意思是，罐子没在文化馆？”
“我没这么说。”老陈翻了个身，背对着我，“我就是觉着不对劲。”
十一月的夜晚冷得快。工棚里生了个铁皮炉子，烧的是工地上的废木料。炉火映着老陈的后背，他一动不动，不知道睡着了还是在想事情。
第二天，文化馆的两个人开始在工地周边转悠。他们沿着河道走了很远，在河滩上捡了几块碎陶片，又在山坡上找到几处疑似墓葬的痕迹。但对三号墩，他们始终没再提开探方的事。
到第三天，他们走了。走之前周同志来找我，给了我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他的地址和电话。
“陈组长，要是施工的时候再挖出东西，麻烦你跟我说一声。电话打不通就写信，地址在纸条上。”
我把纸条叠好放进口袋。
“还有，”他看了看四周，压低声音，“上次赵指导员拿来的那个罐子，我们没见到。”
我盯着他。他眼镜后面的眼神很认真，不像在说假话。
“他说罐子放在县里，让我们直接去县里取。我们去了，县里说没见过什么罐子。”
冬天的风从河道里灌进来，吹得脚手架上的安全网呼啦啦响。我把手插进裤兜，攥着那张纸条。
“知道了。”我说。
老陈这几天话少了。吃饭的时候蹲在一边，收工了也不跟人打牌，躺在床上抽烟。我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但有些事不能挑明说。
连里开始筹备转场的事。渡槽主体再有半个月就能完工，之后要去另一个公社修水渠。新工地在大山里头，路更远，条件更差。大伙儿有喜有愁，喜的是快过年了，愁的是过完年还得干。
但三号墩底下那点事，像根鱼刺卡在嗓子眼，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。
十一月二十四号，三号墩浇筑到了设计标高。最后一方混凝土浇下去的时候，工地上放了一挂鞭炮。老赵站在墩子底下喊了几句话，风太大没听清，大概意思是大家辛苦了，过两天杀猪会餐。
那天晚上会餐，连里杀了三头猪，白菜炖粉条管够，还开了一坛苞谷酒。大伙儿喝了不少，划拳的、唱歌的、吹牛的，乱成一锅粥。
我喝了两碗酒，头有点晕，端着一碗菜汤蹲在工棚门口。老陈也蹲过来，手里端着酒碗，脸喝得通红。
“陈组长，我敬你一碗。”
“你不是喝了不少了？”
“最后一碗。”他把碗举过来碰了碰我的碗沿，仰头灌下去。
喝完了，他把碗往地上一扣，抹了把嘴。“组长，我有个事想跟你说。”
“你说。”
“你那个纸条，”他看了看四周，压低声音，“还在不在？”
“在。”
“能不能给我抄一份？”
“你要干啥？”
“我就想问问那个周同志，三号墩底下的事，他们到底还要不要了。”
我没接话。风吹过来，凉飕飕的，吹得后脑勺发紧。
“组长，我知道你怕得罪人。我也怕。”他站了起来，腿有点晃，“但我更怕哪天三号墩倒了，底下埋的东西露出来，到时候谁都说不清。”
“墩子倒不了。”
“我不是说墩子会倒。我是说——”他顿住了，像是在找词，“我是说，有些事，今天不说，明天就晚了。”
那天晚上我想了很久。老陈的话像根刺，扎在心里头。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脑子里都是周同志说的那句话——“罐子我们没见到”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到连部找老赵。
“指导员，文化馆那个周同志走之前留了个地址，说让咱们再挖出东西就给他打电话。”
老赵正在写总结报告，钢笔尖戳在纸面上，半天没动。
“电话就不打了，写了封信寄过去。”他说。
“那上次那个罐子，县里到底怎么说？”
老赵放下钢笔，抬起头看我。他的眼睛没什么表情，就那么看了我几秒钟。
“陈建国，你是施工组长，管好施工的事就行。其它的事，不用你操心。”
我站在连部门口，阳光照在土墙上，墙皮掉了一块，露出里面的土坯。我盯着那块墙皮看了好一会儿。
“指导员，三号墩基础底下可能还有东西。浇筑的时候我拿铁棍戳到过，就在东南角，原来出罐子的那片。”
老赵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把门关上了。关门的动作很轻，但门闩插上的声音很响。
“你确定？”
“确定。”
“多大？”
“说不好，巴掌那么大，可能是陶的，也可能是铜的。”
老赵在屋里走了两趟，皮鞋踩在泥地上，咯吱咯吱响。“东西已经浇到混凝土里了，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”
“文化馆的人来的时候，你没有让他们开探方。”
“开探方？停工三五天，上面问起来谁担责？”他停下脚步，转过身对着我，“陈建国，你以为我不想让他们挖？我也想弄明白底下到底有什么。但现在是年底，任务是硬指标，完不成要扣全连的奖金。你让我怎么办？”
“那罐子呢？”
“什么罐子？”
“上次你带去县里的那个罐子。”
老赵的嘴唇动了动，没说话。他走到桌前，拿起茶杯喝了口水。水可能是凉的，他皱了皱眉。
“罐子的事，你不要再过问了。”
那天中午我没去吃饭。一个人走到三号墩底下，仰头看这个浇了将近三个月的大家伙。十一月的太阳偏南，墩子的影子拉得很长，把我整个人罩在阴影里。
我摸了摸墩子的表面，混凝土已经干了，摸上去粗糙冰凉。十米高的墩子，三百多方混凝土，一百多吨水泥，是我们这些人一锹一锹拌出来、一车一车推过来、一棒一棒振下去的。
那个罐子，还有底下那些不知道还在不在的东西，就这么被埋在了里面。
老陈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我身后，手里拿着两个馒头，递给我一个。
“食堂留的，还热乎。”
我接过馒头，咬了一口。碱放多了，有点苦。
“组长，我想了想，这事得弄明白。”
“怎么弄明白？”
“那个周同志不是留了地址吗？我写信问问。”
“你写信？你上过几年学？”
“上到小学毕业，写信还是会的。”他蹲下来，用树枝在地上划拉，“我就问他，三号墩底下要是真有墓葬，现在被混凝土盖住了，还能不能发掘。要是能，需要什么手续。要是不能，有没有别的办法。”
我看着地上被他划出来的字，一笔一划倒还工整。
“你知道这么一写，后果是什么？”
“知道。”
“你不怕？”
“怕。”他站起来，把树枝扔了，“但有些事，怕也得做。”
下午老陈把信写了，找我要了地址，自己走到公社邮局去寄。工地上的人问他干啥去，他说寄钱回家。
信寄出去以后，日子又恢复了正常。工地上开始拆脚手架，把木料分类码好，钢筋整理捆扎。三号墩孤零零地立在那里，谁也不会想到它底下埋着什么。
五天以后，老赵被叫到县里去了。走的时候脸色不好看，没跟任何人打招呼。连里的人都在猜发生了什么，但猜不出个所以然。
老陈来找我的时候，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，但我注意到他的手在抖。他把手插进裤兜里，握成拳头。
“信到了。”他说。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“周同志给我回了信，今天上午到的。他没寄到工地，寄到了公社邮局，留了我的名字。”
他把我拉到工棚后面，从怀里掏出一封信。信纸很薄，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。我看了两遍，大概意思是：他已经向省里汇报了这个情况，省考古所很重视，近期会派人下来勘察。同时他也跟县里沟通了，县里表示会配合。但需要有人提供更详细的信息，最好能画一个出土地点的位置图。
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我把信还给他。
“画图。今晚就画。”
“画完呢？”
“寄回去。”
那天夜里，老陈趴在自己的铺上画图。他用的是施工图纸的背面，先用铅笔画，再用钢笔描。他画得很仔细，把三号墩的位置、基坑的范围、出土罐子的地点都标得清清楚楚。我打着电筒给他照亮，电筒的光照着他的手，那双手在纸上很稳，一点都不抖。
图画好以后，他装进信封，写上地址，压在枕头底下。
“明天一早我去寄。”他说。
熄了灯以后，我听见他在黑暗中叹了口气。
“怎么了？”
“陈组长，你说我这事做得对不对？”
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对和不对，在那种时候，很难分得清。
“我爹以前跟我说过一句话。”老陈的声音从黑暗里传过来，“他说，人这辈子，最怕的不是穷，是到老了想起来，有些事该做没做。”
我没接话。
“我就怕这个。”他说。
第二天老陈把信寄走了。第三天，老赵从县里回来了。他回来以后没找任何人，直接去了连部，把门关了一整天。
当天晚上，他把全连的人召集起来开会。会场在工棚前面的空地上，点了两盏汽灯，照得人脸煞白。二百多号人蹲在地上，抽烟的、嗑瓜子的、说话的，嗡嗡嗡的像个蜂箱。
老赵站在一张凳子上，手里拿着个本子，但没打开。
“同志们，”他清了清嗓子，“今天开个短会。先说两件事。第一件，渡槽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工，经初步验收，质量合格。大家辛苦了。”
底下有人鼓掌。老赵摆了摆手。
“第二件事，关于三号墩基础发现文物的事。县里已经来了指示，省考古所近期会派人来勘察。到时候可能会在墩子旁边开探方，需要大家配合。”
底下开始交头接耳。老赵提高了嗓门：“这事不要瞎议论，听上面的安排就行。行了，散会。”
会散了以后，老陈走到我跟前，眼睛里有光。
“组长，成了。”
“别高兴太早。”我说。
又过了五天，省考古所来了三个人，领头的姓刘，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，方脸，说话嗓门大。他们到了以后没急着看工地，先在连部跟老赵谈了两个小时。
谈完以后，刘同志到工地上转了一圈，在三号墩周围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。他手里拿着个铁钎子，走到一个地方就往下戳戳，拔出来看看带出来的土。
那天下午，他把我跟老陈叫到连部。老赵也在，坐在角落里抽烟。
刘同志摊开一张纸，上面画了个简图。“陈组长，根据你提供的信息，罐子出土在这个位置，对吧？”
我看了看图，点点头。
“那铜钱和陶片呢？”
“都在附近，范围不超过五米。”
刘同志在图上一连画了几个圈。“这地方，下面很可能有墓葬。从罐子的器型来看，东汉时期的，那么下面应该是个东汉墓。”
“但是基础已经浇上去了。”我说。
“浇上去了也没办法。”刘同志把笔放下，“文物在地下，不是在混凝土里。混凝土只占了很小一片区域，四周的土还在。我们可以从旁边开挖，把墓葬的整体范围搞清楚。至于混凝土底下的部分，等以后有条件了再说。”
“那墩子怎么办？”
刘同志看了看老赵。老赵把烟掐灭了，说：“墩子已经完工了，不影响。探方在墩子旁边开，不伤主体结构。”
“那就这么定了。”刘同志站起来，“明天开始布探方。工期大概十天到半个月，到时候需要你们配合出几个劳力。”
当天晚上，老陈在工棚门口坐到很晚。我拿了件破棉袄给他披上，他也没吭声。
“组长，你说省里的人来了，罐子的事会弄明白不？”
“会吧。”
“那我这封信算是没白写。”
“没白写。”
他裹了裹棉袄，从口袋里摸出两根烟，递给我一根。我们俩就这么坐在工棚门口，对面山上漆黑一片，只有天上有几颗星。
“陈组长，”他突然说，“我跟你说个事，你别跟别人说。”
“你说。”
“我小时候，村里挖井，挖出来一缸铜钱。当时村支书说，这是国家的，要交上去。后来真交上去了，县里给村里发了张奖状。但是过了几年，有人说是村支书把铜钱卖给了一个收破烂的，奖状是假的。”
我没说话。
“那时候我就想，要是再挖出东西来，我得亲眼看着它送到该去的地方。”他把烟叼在嘴里，声音含混不清，“不然这辈子心里都不踏实。”
风从河道灌进来，吹得工棚的油毛毡哗哗响。老陈的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听得很清楚。
第二十天一早，省考古所的人开始布探方。就在三号墩的东南角，紧挨着墩子。他们从外地请了十几个民工，加上我们连抽调的几个人，一共二十多口子，从早上挖到晚上。
第一天就挖到了东西。几块陶片，还有一枚铜钱。刘同志把东西放在一个木箱子里，贴上标签，登记在册。
第二天，挖出来一只铜鼎。
那天下午我正在拆脚手架，听到探方那边一阵骚动。我爬下脚手架跑过去，看见刘同志蹲在探方里，手里捧着个东西。是个铜鼎，三只脚，两只耳，浑身上下全是绿锈。
“东汉的。”刘同志说这话的时候声音都在抖，“典型的东汉铜鼎，保存得很好。”
我站在探方边上往下看，坑已经挖到快两米深了。那个铜鼎出土的位置，离三号墩的基础不到一米。
老陈也在探方里，满身是土。他抬头看了我一眼，咧开嘴笑了。
第五天，挖出来一面铜镜。第六天，挖出来十几枚五铢钱。第八天，挖出来一个陶仓模型。
到第十二天的时候，墓葬的大致范围已经清楚了。是个东汉时期的砖室墓，规模不大，但随葬品比较丰富。刘同志说，这可能是个地主或者小官吏的墓。
三号墩的基础正好压在墓室的边缘上。也就是说，墩子下面确实有东西，但幸好只压到了墓室的一角，主体部分还在墩子外面。那些被混凝土盖住的东西，可能只是一小部分。
刘同志说这话的时候，我注意到老赵站在一边，脸上的表情说不清是松了口气还是别的什么。他手里夹着根烟，烟灰老长了也不弹。
老陈蹲在探方边上，把手里的土一点一点搓碎，让土从指缝里漏下去。
第十三天的傍晚，刘同志把我和老陈叫到连部。屋里灯开着，桌上摆着几件清理干净的文物，铜鼎、铜镜、陶罐，在灯光底下泛着幽幽的光。
“陈组长，这次多亏了你。”刘同志把一杯水递给我，“要不是你写信，这个墓可能就被毁了。”
“不是我一个人。”我说，“是陈德厚先发现的罐子。”
刘同志转向老陈，伸手跟他握了握。“老陈，谢谢你。”
老陈的手在刘同志手里停了很久。他嘴唇动了动，最后只说了句：“应该的。”
那天夜里，老陈回到工棚，没有像往常一样躺下就睡。他坐在铺头上，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布包，打开来，里面是那两枚铜钱的拓片——他偷偷用铅笔在纸上拓的。
他把拓片举到煤油灯底下看。灯影里，铜钱上的字迹模糊一片，但他看得入神。
“组长，你说这两枚铜钱，是谁用的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
“可能是个普通人，攒了一辈子的钱，死了带进棺材里。”他把拓片小心地折好，重新包进布里，“就像我们现在，攒了一辈子钱，到头来也就是个罐子装几枚铜钱。”
“你才四十，说这些还早。”
“不早了。”他把布包塞回枕头底下，躺下来，看着工棚的屋顶，“陈组长，我这辈子没啥本事，修过水利，做过木匠，种过地。这次能把这个墓保住，算是做了一件对得起祖宗的事。”
工棚里其他人已经睡了，呼噜声此起彼伏。炉子里的火快灭了，只剩下几块炭在暗红着。
“陈组长，你说那罐子到底去哪儿了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
“我猜，指导员可能是给了什么人。”他把被子拉到下巴，“但算了，有些事，弄清楚到这个程度就够了。再往下，就不是我们能管的事了。”
我没接话。黑暗里，老陈的呼吸慢慢变得均匀了。他睡着了。
渡槽完工以后，连里开始转场。新工地在大山里头，要走两天山路。工棚拆了，脚手架拆了，材料一车一车往外运。三号墩孤零零地立在河道转弯的地方，墩子旁边是两个已经回填的探方。
走的那天早上，我最后一个离开。站在三号墩底下又看了一遍。冬天的阳光照在墩子上，混凝土的颜色从青灰变成了浅灰。我想起那个罐子，想起那些被混凝土盖住的东西，想起老陈蹲在基坑边上用铁棍戳地面的样子。
有些事情，说不清。有些人，也说不清。
老陈走在我前面，背着铺盖卷，步子不快不慢。太阳从东边山上升起来，照着他的后背，把他的影子投在前面的路上。
我从口袋里摸出那张纸条，看了看上面的地址，把它撕碎了，撒在风里。
走过三号墩的时候，我回头看了一眼。墩子顶上插着一面红旗，被风吹得噼啪响。红旗下头是混凝土，混凝土底下是泥土，泥土里头，埋着两千年以前的东西，也埋着我们这几个月的日子。
老陈在前面停下来等我。等我走到跟前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两根烟，递给我一根。
“走吧，组长。”他说。
我接过烟，点上。烟味很冲，呛得我咳了两声。
我们沿着土路往前走，工地上的人已经走远了，连影子都看不见了。身后是渡槽，十二个墩子一字排开，从山这头到山那头，像一行省略号。
后来我常想起那个罐子。它到底去了哪里，后来我也没弄明白。但有些事，也许弄不明白比弄明白好。
老陈第二年开春就调走了，去了另一个工地。走的时候我没在，听说他走之前到三号墩底下站了一会儿，抽了根烟，然后就走了。
那两枚铜钱的拓片，他一直留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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